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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之六:龟兹乐舞艺术与民俗服饰)

时间: 2020-12-25 12:16:28 作者: 徐永明
摘要: 龟兹乐舞艺术众多的乐舞形象构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那绚丽的天宫伎乐图,众天神站在天宫栏楯之间,奏乐起舞,赞美佛陀。壁画反映的乐器类型十分丰富,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中原及龟兹本地...

龟兹乐舞艺术

众多的乐舞形象构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那绚丽的天宫伎乐图,众天神站在天宫栏楯之间,奏乐起舞,赞美佛陀。壁画反映的乐器类型十分丰富,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西亚、中原及龟兹本地的乐器。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出现的乐器体系有: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和打击乐器。弦鸣乐器有弓形箜篌、竖箜篌、五弦琵琶、曲颈琵琶、阮咸、曲颈阮咸和里拉;打击乐器有长筒形鼓、鼗(táo)鼓(鸡娄鼓)、腰鼓、毛员鼓、达腊鼓、铃和铜钹;气鸣乐器有长笛、横吹、排箫、筚篥(bì lì)和贝。


“龟兹乐”的乐队编制以吹乐、弹乐和鼓乐并用为特色,其中吹奏乐器为主奏旋律及和声,拨弦乐器奏旋律,兼奏节奏型,打击乐器则击打节奏。各种乐器的组合方式多种多样,演奏方式也非单纯的齐奏,而是有全奏、合奏、领奏或独奏。

无声的石窟壁画却演奏出了华丽的丝路音乐之篇章。壁画中也充满了许多妙曼的舞姿,常见于因缘故事、佛传故事、天宫伎乐等场景之中。

龟兹舞蹈主要有以下特点:

从内容上说,种类繁多,有自娱性舞蹈、表演性舞蹈、生活习俗舞蹈等;从表演形式上有单人舞、双人舞和多人舞等。从表现力上说,富于变化。龟兹舞蹈表演时表情非常丰富,节奏时急时缓,具有强烈的对比性。舞蹈动作有刚有柔,起伏鲜明,韵味无穷,具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舞姿造型上,非常独特。基本造型为以头、腰、腿成s型曲线,含胸出胯,总体姿态优美典雅。


从现存的壁画姿态中,特别是面部丰富的表情,手型的变化和胯的耸出,可看到印度舞蹈的影响。从所持道具上说,丰富多样。在龟兹壁画舞蹈形象里,对彩带和披纱的运用很普遍,持巾舞蹈的、持彩带舞蹈的伎乐图很多,从中反映出中原善舞绸帛对龟兹的影响。


石窟寺中的乐舞形象不仅服务于佛教,也是古龟兹社会“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真实反映。

克孜尔石窟中的舞蹈与箜篌、羌笛、横吹、琵琶等乐器,随着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东传至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一时,而且被纳入宫廷雅乐,成为正统音乐。中原汉地的乐舞也随着佛教艺术回传西域。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形象与中原文献记载的东西乐舞文化的交流相印证,见证了丝绸之路上音乐、舞蹈艺术的传播和互动。

龟兹民俗与服饰

克孜尔石窟石窟壁画中绘制了许多反映当时龟兹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场面,如犁地、牛耕、制陶和毛驴、骆驼驮运的情景,以及众多着龟兹服饰的供养人和普通劳动者形象,使我们对古代龟兹社会生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龟兹服饰是在龟兹历史长河中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深厚广博的复合体,是古代龟兹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近代考古发掘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龟兹劳动生息。考古学家曾在库车境内的哈拉墩遗址发现了耳坠、耳环等装饰品,其中有一直径32毫米、宽20毫米天然石子制成的椭圆形耳坠,在石的上端凿一径4毫米孔为穿线之用,中间凿有3毫米之槽供系线之用。

这一考古发现说明,龟兹早期居民已开始利用石制品装扮自己、美化生活。在发掘的石器制品中,还发现一件石纺轮,它的问世,无疑向我们揭示着龟兹纺织业的诞生。在散乱的骨器中,考古学家找到不少用于缝纫和梳妆的骨锥、骨针、骨簪等物品。据黄文弼先生考证,这些石器、骨器是公元前31世纪的遗物。

由此说明龟兹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经用骨针缝制衣服,且有佩戴石制耳坠、耳环之习俗和风尚。他们生活在自然环境极为严酷的戈壁瀚海边缘,依然用自己的双手装扮自己,打造美好的生活。


公元前69年(宣帝地节元年),乌孙公主路过龟兹,龟兹王绛宾留女不遣,即与联姻。汉亦以主女比于宗室,号称公主。公元前65年(元康元年)主女与绛宾俱入朝,备受宣帝宠爱,赠送甚厚,绛宾亦乐于亲汉。绛宾回国后,史称“乐汉衣服制度,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作为一国之主既如此崇尚汉文化,其国民之仿效之风当不难想象。


两汉时期,匈奴曾雄极一时,一度占据龟兹。汉与西域时通时绝,但是汉与西域人民的关系始终保持亲密和友好,龟兹国“乐汉衣服制度”就是绝好的证明。这一时期的龟兹服装尽管受到中原汉民族的影响,但是却始终以当地民族服装形式为主。龟兹人一般喜穿长袍,袖口窄小,缘有锦绣,袍长没膝,对襟式样。


这种服饰与当地干旱多风沙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窄袖便于射猎,袍长没膝既可遮挡风沙,亦可御寒。腰间束带,便于佩剑及悬挂各类日常生活用具。而缘锦绣则意味着龟兹人对服饰美的崇尚。由此可见,龟兹民俗与服饰是古龟兹人民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以及与自然斗争中的积累和创造。

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人文发展的一部历史大典,壁画中所展现的龟兹民族的语言、人种、服饰、信仰以及生产、生活与乐舞活动场景,为已消失的文明提供独特见证。壁画中的生活、生产场景,反映出古龟兹地区融合了中原和西域及本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连同上述佛教美术、音乐场景一起,生动再现了龟兹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昔日繁荣。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虽然满目苍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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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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